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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剧陈宝光的剧外人生

发布时间:2018-09-20 13:58 来源: 作者:
在中国电影史上,编剧陈宝光应该是个绕不开的名字。别的不说,仅《建国大业》和《辛亥革命》两部史诗般的大制作就足以奠定他在中国电影史上的特殊地位。
但有如此成就的陈宝光在处事为人上却表现得相当低调,以致想在百度上检索一些有关他的“事迹”都很困难,翻来覆去,总是那么短短的几行文字:中国电影家协会编审,发表影评、人物传记多少多少万字,小说多少多少万字;创作电影文学剧本《建国大业》(合作)《辛亥革命》(合作)等等。
那么,陈宝光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?

编剧陈宝光的剧外人生

陈宝光

上  学

1952年,陈宝光生于河北,父母都是河北省干部,到了1955年,陈宝光3岁时才随父母从河北来到北京,那一次是奉调晋京。有关那段日子,从小就怕人多的陈宝光唯一记得的,就是父母因为工作忙,一到北京就把他送进了托儿所。托儿所在东四附近的演乐胡同,他在那儿待了4年。7岁的时候,父母又把他送进了北京小学。由于性格内向,陈宝光小学一二三年级虽然学习不错,但直到四年级,才受到老师的重视,当上了班干部。
1965年,陈宝光面临中考,根据志愿,他想报考四中,但班主任不同意,理由是,北京小学的学生很难考上四中。陈宝光没主意了,只好回家去问父母,没想到父母却同意老师的意见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,大他5岁的姐姐发话了:四中怎么啦,不是人考的?你就去考四中!结果陈宝光以双百的成绩顺顺当当地考进了四中,而且还进了实验班。(当时北京只有清华附中和四中有实验班,实验班教材是自编的)
然而,踌躇满志的陈宝光在四中只上了一年,文革就开始了。文革对于陈宝光来说就是一场噩梦:学校停课,老师挨斗,父母一夜之间就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,大街小巷到处是大字报大标语……
那时,社会上流行“老子英雄儿好汉,老子反动儿混蛋”的说法,但陈宝光并不认可,他觉得父母虽被揪出来了,并不妨碍他跟着毛主席干革命。不过,话虽如此,但在当时,连去天安门游行几乎都是一种政治待遇的年代,当他被告知:这次上天安门你就别去了的时候,“那真是脑袋像是让棒子打了一样”。
那件事陈宝光至今记忆犹新。

编剧陈宝光的剧外人生

插  队
1968年,陈宝光初中毕业。本来等一等,他可以留在北京,进工厂或者其他什么单位。但恰在此时,他却和另一个同学向学校提出要去延安插队落户。母亲悄悄对他说:你爸快要解放了,再等一等吧。他没听,觉得既然话已经说出去了,驷马难追。
陈宝光至今记得他插队的地方,是陕西省延长县安沟公社姚家园大队。他们四个知青住在一口破旧的窑洞里,窑洞很深,左边是个大通炕,最里面有个很大的灶台。开始时,谁都不愿意挨着灶台,嫌脏。陈宝光就主动把自己的被褥放在了灶台边上,没承想,竟因“让”得福,当地人说,挨着灶台的地儿炕最热,冬天最舒服:宁舍住高楼,不舍热炕头。
陈宝光在“热炕头”上睡了足足两年半。他记得只有一次睡在了地头——那次是公社要开一个学习毛选大会,队长说你去吧,你们城里娃有文化,能说出个道道来。
大队离公社25里路,要翻过两座塬,本来陈宝光可以吃了晌午饭就走,但为了不影响出工,他直到傍晚收工才背起铺盖出发。好不容易赶到公社,公社的人却告诉他,会议改期了。他只好饿着肚子往回返。陕北的夜晚,天黑得吓人,在翻过一座塬之后,陈宝光迷路了。不过陈宝光有他的办法:既然迷路了,那就索性不走了,等天亮再说。于是,他把背在身上的铺盖往路边儿一铺,“纳头便睡”……他记得,那一觉醒来,他的身上和被子全被露水打湿了。

编剧陈宝光的剧外人生

部  队
陈宝光21岁时成了一名铁道兵战士,而此前,他在抚顺挖掘机厂干了整整一年半的铆工。底层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,让陈宝光领教了生活的真正面目。
 那一年,部队正在修建襄渝铁路,陈宝光所在的施工连首当其冲,他们逢山开路,遇水架桥,工作环境异常艰苦,但他愣是没叫过一声苦,没喊过一声累。许是因为有良好的表现,加上一口北京腔,半年多之后,陈宝光被调到了部队的电影组,虽然他主要是负责广播,但近水楼台,没多长时间,他就学会了放电影。那是陈宝光第一次和电影发生密切的关系,而在此之前,他只记得小时候喜欢过幻灯……
陈宝光回忆那段生活时说,那时候,特别要求进步,1973年当兵,1975年就入了党。马、恩、列宁选集,有工夫就看,很多段落篇章甚至都能背下来。
有一次,部队召开一个学习会,陈宝光在会上做了一个即席发言,正好在座的有师里的领导,听了他的发言十分满意,说部队就缺少这样的人才,得尽快提拔起来。结果过了很长时间,再也没人听见过下文。就因为这,年轻的陈宝光生气了,坚决要求复员,离开部队。
陈宝光回忆说,那时候年轻,气盛,其实,再等等,也许他的人生会是另外一种走向。

编剧陈宝光的剧外人生

工  厂
1977年5月,陈宝光复员回到北京,分在了手表二厂。陈宝光至今记得,厂址就是现在的双安商场,因为既是复员军人又是党员,厂里让他在底盘车间夹板组担任了组长。工厂的生活枯燥而且乏味,为了打发多余的时间,陈宝光开始阅读大量的报刊,并尝试着写一些东西。有一次,他写了一篇题为《文学创作不能搞逻辑思维》的文章,让姐姐看见了,正好姐姐有个同学,父亲是中国戏剧报的副主编,名叫张真。姐姐说,你把文章拿给人家专家看看,提提意见,说不定还能发表呢。陈宝光就去了,张真看了文章之后大加赞赏,说只要再做些修改可以拿去发表。从那以后,陈宝光每周都到张真家去修改文章。他记得那篇文章先后改了有七八次,但最终却因某种原因没能发表。不过,几乎在那同时,他的几篇影评刊登在了《电影艺术》杂志上。有一天,他无意中向张真流露出想换换工作的想法,张真一听,说,我本来就觉得工厂不适合你,干脆你上剧协来吧。陈宝光的心动了,可正在这时,影协也透出了想要调他过去的消息。

编剧陈宝光的剧外人生

影  协
经过一番周折,陈宝光最终去了影协,去编那本他发表过影评的刊物——《电影艺术》。陈宝光后来说,也许这就是宿命,如果当初他去了剧协,那么,后来的《建国大业》《辛亥革命》两部电影的编剧也许就不会出现他的名字。
初到《电影艺术》的陈宝光最看重的是文艺理论,对创作则不屑一顾,他那时最崇拜的是别林斯基,车尔尼雪夫斯基……
然而最终他还是走上了创作之路,促使他转变的原因有两个,第一,有一天,他碰上了黄药眠,黄药眠既是著名文学家,又是文艺理论家,让他没想到的是,黄药眠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“你为什么不搞点创作?”第二,那时北京的电影院里正在放映日本电影《野麦岭》,他看了之后写了一篇万字影评《通向马克思的道路》,结果没发。这使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,也就是从那时,他开启了自己的创作生涯。
可能是厚积薄发的原因,很快他就在《天津文学》上发表了小说处女作,接着又在《长城》和《作家》上连续发表中短篇小说。
但此后,陈宝光却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,因为毕竟他的主业是编辑,文学创作对于那时的他,只能利用不多的业余时间偶尔为之。
事情也巧,有一天好友王兴东来找他聊天,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王兴东新近导演的电影《离开雷锋的日子》,王兴东说,现在出版社想出本同名小说,自己太忙,所以……陈宝光知道王兴东底下想说什么,急忙接过话茬,说:“这样吧,咱俩合作。”
陈宝光后来回忆说,那是一件很要命的活儿,出版社要求一个月交稿,而他手头唯一的文字材料就是一本有关雷锋事迹的小册子。好在出版社后来让他去了趟抚顺,参观了一下雷锋纪念馆,并且和雷锋班班长聊了半天儿,再有就是把雷锋战友乔安山请到北京,陈宝光到宾馆跟他谈了一个晚上……陈宝光说,那段日子真跟走地狱一样,白天上班,晚上到家吃完饭趴在那儿就写,每天都要熬到凌晨三四点钟才敢上床睡觉:二十五万字啊,一天八千多,得一个字一个字的抠哧。
陈宝光最终如期完成了这部小说的创作。
2008年,有一次陈宝光去王兴东家,聊天时王兴东说,明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,想写一个反映全国第一次政协的剧本,问陈宝光有没有兴趣。陈宝光二话没说,当即表示同意。就在剧本写了三分之一的时候,有一天王兴东对他说,你整天就光忙着写剧本,怎么也不问问报酬是多少啊?要是白写了怎么办?陈宝光当即回了一句:白写就白些,我学了本事,还没交学费呢!
王兴东感动了。他觉得在物欲横流的今天,为了金钱,姑嫂勃谿,兄弟阋墙,甚至父子反目的事亦不足为奇,而陈宝光居然连问都不问一句,他觉得这是他们今后进一步合作的最牢固的基础。
果然在那之后,陈宝光和王兴东又合作创作了电影剧本《辛亥革命》以及同名小说……
来源:丰台文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