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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开创始人张伯苓,我的小小成就,无非对教育有信仰有兴趣而已

发布时间:2019-01-18 16:01 来源: 作者:

在当今中国大陆的名牌大学中,天津的南开大学也是颇有历史的,其创始人为张伯苓,他不仅创办了南开大学,还创办了南开中学、南开女子中学、南开小学、南渝中学(重庆南开中学)等南开系列学校,成为民国时期中国私立学校的典范。

南开创始人张伯苓,我的小小成就,无非对教育有信仰有兴趣而已

张伯苓曾自我描述道:“我既无天才,又无特长,我终身努力小小的成就,无非因为我对教育有信仰有兴趣而已。”

创办南开中学

1876年4月生于天津的张伯苓,早年入北洋水师学堂,学习欧美科技文化知识,毕业后入海军服务,想通过海军使中国强大起来。甲午战争打破了张伯苓的“海军救国”梦想,他决定回天津从事教育。按照他的一位朝鲜朋友的评语:“张伯苓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人,不能跟同时代的杰出人物争一日之长短,但是他脚踏实地地苦干,在他的工作范围里,成就非凡。”这个工作范围就是“教育”。

回到天津后,张伯苓首先在曾任贵州学政,即今天的教育厅长的老乡严修家做家塾教席,讲授数学、理化和英语。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新闻。而在教授之余,张伯苓还和学生一起踢足球,一起玩玩惠斯特(桥牌的前身),带学生到城外骑自行车等。不过,因为严修和其教育理念相同,且都热心教育救国,所以两人一拍即合。1904年改家塾为敬业中学堂。力倡洋务的直隶总督袁世凯视察后很满意,捐出了5000两白银,资助办学。1906年严修在南开洼购地建新校,改称南开中学,张伯苓为监督(即校长)。

南开中学实行西式教育。在张伯苓的经营下,保持着良好的学风,不仅教师授课认真,对学生要求严格,而且课外活动丰富多彩,赢得了很高的社会声誉。

彼时的南开中学有不少富二代、官二代。富家弟子吸纸烟当时是时髦。每次假期回来的训育课,学校都要检查学生手指的熏黄和口袋的烟味。一次,一个学生质问张伯苓:“您叫我不抽烟,您干吗还抽烟呢?”张伯苓一时无语,遂把烟袋撅断说:“我不抽,你也别抽!”从此他一生再没有吸过烟。

资料显示,对于学生张伯苓是相当的爱护,他喜欢清晨去学生的洗脸室,教农村来的学生使用牙刷和牙粉。他还常请学生到家里吃饭,这其中就包括周恩来。

在南开中学,张伯苓还严格查禁黄色小说,严禁学生进妓院,还在妓院多的街道派人巡查。学生无故夜宿校外的,须详报行迹,甚至要到校医室验证。

有着如此严格管理制度的南开中学声名传播于外。于是,各地学子纷纷前来投考,包括梁启超、冯玉祥、段祺瑞、袁世凯、黄兴、胡适、叶圣陶、张自忠、邹韬奋等名人也放心的把子女送到南开中学,一些学生甚至来自东南亚国家。数十年间,学生就发展到近千人。

而南开中学在一百年期间,师生成长为各类科技院士(包括少数外国院士)者多达60余人,其中成为国民政府院士的有梅贻琦、陶孟和、吴大猷、钱思亮、殷宏章等。

创办南开大学

1917年8月,张伯苓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进修教育,第二年4月,严修亦去美国考察。二人遍游美国和加拿大,考察各级各类学校,详查其教育体制,访问了许多校长和教师,同时也考察了与教育有关的设施如图书馆、博物馆、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等,为创建南开大学做准备。

回国后,摆在严修、张伯苓等人面前的第一要务,就是为即将成立的南开大学四处募集所需的大笔资金。据《严修年谱》及《张伯苓年谱长编》,1919年5月之前,严张二人为了筹款,曾赴天津、北京、太原、保定、南京等地奔走,拜见各方军政要员。最终,南开争取到徐世昌、黎元洪、李纯、阎锡山、梁士诒等人的捐款。“五四运动”中被学生火烧住宅的曹汝霖即是南开校董。

除了筹措资金,张伯苓也深知良好的师资对于一所大学的重要性。早在美国考察时,他就聘请了一些留美学生到南开任教,其后还在国内各知名大学招聘教师,承诺提供良好的待遇。

经过多方筹备,南开大学于1919年9月正式开办,招收包括周恩来在内的96名学生,分文、理、商三科。其校训是“允公允能,日新月异”。

张伯苓任校长的南开大学,倡导西式教育以及师生关系,不仅教师大多是在美国留学的青年学者,而且“课程、教科书、实验、实验仪器,包括实验用的蚯蚓,都来自美国”。

此外,在校务管理上,张伯苓也非常尊重教师的意见,他提出了“校务公开,责任分担,师生合作”的办校方针。南开成立后不久,他即建立起师生校务研究会,定期征求教师的意见,后来又印制师生意见书,分议案、理由、办法等项,以期师生对校务积极建议,然后分类讨论,早日实行。而让教师们更为满意的是,南开机构精简、办事效率高。行政人员很精干,都能踏实努力的工作。因此,到南开任教的知名学者越来越多。

对于自己,张伯苓则严格要求。在南开中学,他只取校长的一份薪水。大学成立后,他也只在大学加领三四十元,相当于当时大学毕业生工资的二分之一。而他每次到北京办事,为替学校省钱,总是住前门外施家胡同一个普通客店,每天房费1元。对于捐赠的钱款,他也从不中饱私囊。张伯苓的兢兢业业和勤俭治校,为其赢得了巨大的社会声誉。1919年11月,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。

不过,张伯苓因引入西方的话剧,并与学生同台出演,被人批评为败坏“士林传统”,有悖“师道尊严”等。此外,过多重视西方教育而缺乏中国传统人文教育也让其饱受批评。

因为受到批评,张伯苓开始重新思考中国教育的方法,思考如何西为中用,用西式教育办中国事,由此他发展出实业兴学路线。1928年,张伯苓提出《南开大学发展方案》,提出“土货化”方针,并开设不少实用课程:讲演术、办公室管理、售货学及广告学等。当时化工是天津的产业支柱,张伯苓就在南开成立了应用化学系,研究成果无偿地提供给相关厂家,就连远到云南的厂家都来南开求助。

凭借这种实业兴学的路线,20年代后期,南开大学声名鹊起,这也使得南开大学毕业的学生没有失业的。然而,“唯利是从”的“实业兴学”也使张伯苓受到非议。

据说,作为私立大学的南开当时的学费非常高,“一学年90块大洋,连其他费用一年下来要120块大洋,相当于中等收入家庭四五年的收入,一般人上不起。北京大学一年也就30多块大洋。”不过,其账目是完全公开的,放在图书馆里任人查看。张伯苓曾说,谁要是查当月账目,他可以五分钟之内告之。

当然,南开大学的收入除了学费,还获得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的支持和资助。

1930年12月24日,张伯苓为争取南开大学补助费,第一次到南京面见蒋介石等人,蒋爽快地答应了。自1932年起,国民政府开始向南开大学发放补助,1932年和1933年,每年为6.2万元。1934年为14万元加教育部补助4万元,河北省教育厅补助6000元,总计达18.6万元。而彼时南开大学的全年收入也不过40万元。

后来,在南开内迁后,蒋介石等国民党政要亦纷纷捐款予以支持,蒋个人捐赠法币5万元,行政院长孔祥熙、四川省主席张群、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等亦慷慨解囊。

在张伯苓成功创办南开大学后,1923年,南开女中成立。同年,大学也由男中校址迁到八里台。1928年,南开小学成立。至此,南开终于成为一所包括四部的系列学校。

战火中的南开

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不久,平津沦陷,南开校园被侵华日军空军于7月29日炸毁。坊间流传,日军摧毁南开,是因为“南开”二字暗喻“面南而开”,是为帝王之业。当时日军在把南开大学夷为平地之前还开了记者招待会。而当时的张伯苓正在南京向蒋介石寻求经济资助。

听闻南开大学被炸的消息,张伯苓悲痛欲绝。8月1日,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约见平津教育学术界人士张伯苓、蒋梦麟、胡适等。张伯苓慷慨表态:“南开已被日军烧掉了,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。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,能打下去,我头一个举手赞成。只要国家有办法,南开算什么?打完了仗,再建一个南开。”蒋当即安慰张伯苓:“南开为中国而牺牲,有中国即有南开!”这个许诺后来成为张伯苓向蒋介石申请经费时必提的一句话。

其后,张伯苓在接受《中央日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:“敌人此次轰炸南开,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,而南开之精神,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。故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,绝不挂怀,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,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。本人惟有凭此种精神,绝不稍馁,深信于短期内不难建立一新的规模,现已在京成立南开办事处。”

不久,南开大学奉命西迁长沙,与清华、北大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,后到昆明又组成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。南开中学则西迁重庆,并入张伯苓校长于1936年提前建设的重庆南渝中学,组成战时办学体系。1938年南渝中学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。

在此之时,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同样给予了张伯苓以帮助。据《大师之大:西南联大与士人精神》一书记载,除了在经费上扶持外,从1938年到1946年,蒋两次到南开中学参观,五次拜访张伯苓,还借南开中学大运动场举行阅兵式。

1942年张伯苓患病,蒋介石亦亲往探视。1944年1月,国民政府为褒奖张伯苓终身从事教育,颁发一等景星勋章,以示嘉奖。

而张伯苓则在抗战期间,不论在任何时候,都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——“蒋介石是全国的抗日领袖”。他并于1941年加入国民党。

而彼时众多南开学生开始分散,或参军抗战、或西去复课、或观望彷徨、或加入中共,不少南开学生为国捐躯,如在国民政府空军中牺牲的南开校友有记录可查的共7位,其中就包括张伯苓的四公子张锡祜。

抗战后的南开

抗战胜利后,1946年,天津南开中学和南开女子中学(后为第二南开中学)在天津复校,重庆南开中学在渝续办,与抗日战争期间按南开体系承办的四川自贡蜀光中学,形成为南开体系四所姊妹学校。

至于南开大学,因校园被日军炸毁,抗战胜利后张伯苓也无法筹款重建,遂于1946年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收归国有。1946年4月,蒋介石亲自签署了将南开变为国立大学的文件。这是履行蒋介石答应张伯苓的一个诺言:对于这所大学在1937年7月29日—30日在天津遭受日本侵华军队文化摧残的补偿。同时,核定了三校复员经费预算,迁移旅费70亿元,修建费30亿元(北大10亿元,清华12亿元,南开8亿元)。

1948年夏,张伯苓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,不久辞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