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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嘉莹,中国最后一位女先生,“我想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莲心留下来”

发布时间:2019-01-14 17:35 来源: 作者:
1939年的秋天,北平城内一座四合院的后花园里,一个15岁的少女,看着一只将死的蝴蝶,若有所思地吟道:几度惊飞欲起难,晚风翻怯舞衣单。三秋一觉庄生梦,满地新霜月乍寒。几十年后有人问她,怎么你十几岁就写出那样意境孤寂清冷的诗?她想想也觉奇怪,“莫知其然而然,莫知其为而为,总之,我写了那样的诗。”
淤泥不染清
叶嘉莹本是蒙古裔旗人后代,与清初大学士明珠之子纳兰性德同宗。清亡后,家族取祖居地“叶赫”的首字改姓叶。到了该上学的年纪,祖父不愿意让她抛头露面去外面上学,于是请叶嘉莹的姨母来做家庭教师,还让叶嘉莹的伯父教她念诗、写诗。对于这样的安排,祖父的理由是:“可以学新知识,但得尊旧道德”。叶嘉莹的开蒙读物是《论语》,那时她并不能全然领会书中的精义,只是依照要求努力背诵。不过这种看似笨拙的教育方式,也是有一定价值的。叶嘉莹后来回忆道。“背下来就很奇怪了,在我的一生里,每当碰到事情需要做决断的时候,脑子里就常常无形中跳出一些‘论语’来,就会受它的影响。”
1937年,北平沦陷,叶嘉莹的父亲跟随国民政府迁往后方。与父亲断了联系的她和母亲、弟弟四处避难,靠混合面充饥度日——那是种日伪时期供应的、酸酸臭臭、干燥粗粝、难以下咽的粮食。关于那段时光,叶嘉莹说:“物质生活的艰苦我是可以坦然面对的,真正难以承受的是精神感情方面的苦痛。”她说的精神上的苦痛,是指母亲的去世。就在叶嘉莹入读辅仁大学时,母亲的腹中长了肿瘤,舅舅带其去天津看病,但母亲不放心他们姐弟俩,执意早早返回,结果在返程的火车上撒手人寰。那是叶嘉莹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刻,她写下“凄绝临棺无一语,漫将修短破天悭”,八首哭母诗句句带泪,深藏叶嘉莹对母亲的思念之情。
幸好,诗词之于叶嘉莹恰似一剂治愈良方,彼时的辅仁大学有一批才华横溢、治学严谨的老师,其中对叶嘉莹影响最大的是顾随先生。顾先生的课 “旁征博引,兴会淋漓,触绪发挥,皆具妙义”。这样的讲法使叶嘉莹眼界大开:“恍如一只被困在暗室之内的飞蝇,看到门窗开启,见明朗天空,辨万物形态。”在跟随顾先生学习的六年时间里,每次上课她都专心记笔记,由此积累了八本听讲记录。这些手稿跟随她辗转漂泊几十年,即使在最危难的时候也没有丢弃。顾随也很欣赏自己这个学生,在毕业前夕,他对叶嘉莹说:“假使我有法可传,则截至今日,凡所有法,足下已尽得之!”
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
诗词是可以滋养人的,但作为一位情感丰富的女诗人,叶嘉莹的感情生活却十分贫瘠。2016年在接受“鲁豫有约”采访时,叶嘉莹说自己这一生都没有体会过真正的爱情。她的小女儿也说,“我母亲一辈子都在和诗词谈恋爱。”
叶嘉莹与丈夫赵钟荪相识于一次同学聚会上。抗战胜利后,两人南下在上海结婚。临行前,顾随先生赠诗惜别:“分明已见鹏起北,衰朽敢言吾道南。”但那场草率而又失败的婚姻,是双方都始料不及的。1948年,由于赵钟荪当时在国民政府海军部门工作,他们跟随败军离开南京,就此开始了在台湾的动荡生活。
那时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,叶嘉莹的小书桌只能放在走廊中,椅子一半在屋里、一半在走廊。更糟糕的是,去台不久,赵钟荪因被怀疑是“匪谍”而被抓了起来。第二年,叶嘉莹与不满周岁的女儿也被抓进警察局。虽然不久后她就被放了出来,但此时世间已没有一寸她的栖身之所,她只好去投奔丈夫的姐姐。但姐姐家也很困难,只有两间小卧室,姐姐和姐夫住一间,两个孩子跟奶奶住另一间。于是叶嘉莹带着吃奶的女儿只好在走廊里打地铺,她是个不愿麻烦别人的人,每天都是等到姐姐一家都入睡了,才带着女儿睡下。第二天又很早就起来,赶在别人起床前,把铺盖收拾干净。到了中午,她怕孩子吵到别人午休,就抱着女儿去远处的树荫下徘徊乘凉。这年,她不过25岁。
25岁的叶嘉莹曾写下五言律诗《转蓬》描述当时的情景:“转蓬辞故土,离乱断乡根。已叹身无托,翻惊祸有门。覆盆天莫问,落井世谁援。剩抚怀中女,深宵忍泪吞。”后来经师友举荐,她同时在淡江、辅仁、台大三所大学任教,苦苦支撑着这个破碎的家庭。但意料不到的是,经过几年的牢狱生活,出狱后的赵钟荪性情大变,常常无故大吵大闹。小女儿刚出生赵钟荪一看是女孩,直接摔门就走。这让已被生活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叶嘉莹更加身心俱疲。为此,她常噩梦连连,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。
这时,又是诗歌发挥了神奇的作用。王安石的一首诗,给了叶嘉莹当头棒喝。“风吹瓦堕屋,正打破我头。瓦亦自破碎,匪独我血流。众生选众业,各有一机抽,切莫嗔此瓦,此瓦不自由。”她告诫自己:不要怨天尤人,对待郁郁不得志的丈夫,要宽容忍让。而她这一忍,就是一辈子。
叶嘉莹,中国最后一位女先生,“我想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莲心留下来”
莲实有心应不死
1954年,叶嘉莹进入台湾大学执教,得以重回她最爱的古典诗词世界。当时,为了教学、也为了调解台湾旧体诗人与现代诗人之间的争论,她利用暑假编写了《杜甫秋兴八首集说》。在那个没有复印机、打字机的年代,她顶着酷暑,每天挤公共汽车去查书。叶嘉莹一个图书馆、一个图书馆地跑,去找那些善本,然后再一个字一个字地抄下来。
在诗词的海洋里,时间总是过得很快。1969年,叶嘉莹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,这对她来说,又是一个挑战。因为必须用英文去讲古诗词,她每晚查着英文字典备课到凌晨两点。叶嘉莹的学生、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研究员林玫仪曾说:当时老师每天早上准备两个三明治、两个加州橙带到图书馆,中午泡上一杯饮料,就这样度过一个白天。晚餐再从馆外的推车上买个三明治,然后伏案到深夜。叶嘉莹喜欢图书馆,喜欢那里的宁静和悠远。1970年她第二次去哈佛,专门研究王国维的诗词。哈佛燕京图书馆单独给了她一把钥匙,让她闭馆后仍可留下工作。夜晚,她独自走过长长的、静静的通道,“竟有一种感觉,仿佛静安先生(王国维字静安)的精魂就在附近徘徊。”
无奈命运不公,1976年3月,结婚不足三年的大女儿和大女婿,在车祸中双双亡故。叶嘉莹默默操持后事,待丧礼结束,她把自己与外界隔绝,写下《哭女诗十首》:“平生几度有颜开,风雨逼人一世来。迟暮天公仍罚我,不令欢笑但余哀。”半生的坎坷,让叶嘉莹开始反思自己劳碌一生的意义。不久之后,一则新闻吸引了她的眼光,也打开了一扇让她走向辉煌的大门。
1978年,叶嘉莹偶然在报纸上看到内地的学校需要教师,便即刻给国家教委写了一封申请信。她请愿回国教书,而且自出旅费,不接受国家一分钱,也不要任何报酬。在海外教书时,叶嘉莹常常感慨,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,翻译成英文就逊色了许多。用英文授课,也往往不能尽其意。她想要回到她的诗词故土,用汉语讲授中国古典诗词。
腹有诗书气自华
第一次回国教书,叶嘉莹特意从香港买了一件蓝色的中式人民装。据学生们回忆,她讲课从来不拿讲稿,而是随讲随写,这个习惯像极了她的恩师顾随先生。她常在黑板上大段大段写下文句,从右向左,竖排繁体,写了又擦,擦了再写。因为皮肤过敏,叶嘉莹的手常会因接触太多粉笔而皮肤开裂,所以她的手上经常贴着胶布。每次上讲台,叶嘉莹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,期间也很少喝水。她说:“我平生的离乱都微不足道,只愿年轻人能够把我吐出的丝,织成一片云锦。我的莲花总会凋零,但我想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莲心留下来。”
当年叶先生讲课的盛况,许多人至今仍然记得。南开中文系为她安排的课程是汉魏南北朝诗,当时“文革”刚刚结束,学生们如饥似渴,不光是南开的学生,天津各个学校的学生都赶来听课,把300人的阶梯教室挤得满满的。临时加的椅子排到了讲台边缘和教室门口,以至叶嘉莹要走进教室都很困难。后来中文系不得不提出一个办法:持听课证入场。结果很多学生找块萝卜刻章,自制听课证。很多时候学生们听得入迷,打了下课铃也不愿走,直到吹了熄灯号才纷纷离去。
叶嘉莹讲诗和其他老师不同,她不像是读诗,而像是在唱诗。她提倡读诗词要合乎平仄,她通过纯正的吟诵,在声音中情通古人,感受中国古典诗词独有的韵律之美和意境之美。讲台上,她时而吟哦、时而讲解,常常不自觉地抬起左手画着圈,像是在应和诗歌的节奏。台湾作家陈映真曾说:“她能在一整堂课中以珠玑般优美的语言,条理清晰地讲解,使学生在高度审美的语言境界中,忘我地随着叶教授在中国旧诗词巍峨光辉的殿阙中,到处发现艺术和文学之美。”作家白先勇也说,“听叶先生讲杜甫的诗,五十年后依然感动,我想叶先生对我的影响,一直延续到了今天。”
往事如烟,前尘若梦。在叶嘉莹的记忆中,伯父曾经和她说起清代词人陈维崧的别号叫迦陵,由于与“嘉莹”相似的发音,“迦陵”这两个字便成了她的笔名。在南开大学九十六年校庆日的当天,正式启用了为她修建的迦陵学舍。在2018年的全球南开校友会会长论坛上,94岁的叶嘉莹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捐赠给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,用于设立“迦陵基金”。70年来她的诗教生涯从未间断,温家宝总理曾赞扬她说:您的心灵是纯净的,您的志向是高尚的,您的诗词给人以力量,您自己多难、真实和审美的一生将教育后人。
叶嘉莹在讲授诗词时,常常说到“弱德之美”。这是叶嘉莹自己创造的名词,她说,“我不想从别人那里去争什么,只是把自己持守住了,在任何艰难困苦中都尽到了自己的责任。我提倡‘弱德之美’,但我并不是弱者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