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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穆:如何完成一个“我”

发布时间:2018-01-17 19:32 来源: 作者:
天地只生了一个一个人,并未生成一个一个我。因此大家是一人,却未必大家成一我。我之自觉,乃自然人跃进人文世界至要之一关。有人无我,此属原人时代。其时的人类,有共相,无别相;有类性,无个性。此等景况,看鸟兽草木便见。我之发现,有赖于人心之自觉。今日人人皆称我,仅可谓人人心中有此一向往,却并非人人有此一实际。仅可谓人人心中俱有此感想,却并非人人尽都到达此境界。故人心必求成一我,而人未必真能成一我,未必能真成一真我。所谓真我者,必使此我可一而不可再。旷宇长宙中,将仅有此一我,此我之所以异于人。唯其旷宇长宙中,将仅有此一我,可一而不可再,故此一我,乃成为旷宇长宙中最可宝贵之一我。除却此一我之外,更不能别有一我,类同于此一我,如是始可谓之为真我。
今试问,人生百年,吃饭穿衣,生男育女,尽人皆同,则我之所以为我者又何在?若谓姓名不同,此则不同在名,不在实。若谓面貌不同,此则不同在貌,不在心。若谓境遇不同,此则不同在境,不在质。当知目前之所谓我,仅乃一种所以完成真我之与料,此乃天地自然赋我以完成真我之一种凭借或器材。所谓我者乃待成,非已成。若果不能凭此天赋完成真我,则百年大限,仍将与禽兽草木而同腐。天地间生生不息,不乏者是人。多一人,少一人,与人生大运何关?何贵于亿兆京垓人中,多有此号称为我之一人?然我不能离人而成为我。若一意求异于人以见为我,则此我将属于非人。我而非人,则将为一怪物,为天地间一不祥之怪物。若人人求转成为我,而不复为一人,此则万异百怪,其可怕将甚于洪水与猛兽。
钱穆:如何完成一个“我”
人既品类互异,则万我全成非我,此我与彼我相抵相消。旷宇长宙中将竟无一我,而人类亦将复归于灭绝。故我之所贵,贵能于人世界中完成其为我。贵在于群性中见个性,贵在于共相中见别相。故我之为我,必既为一己之所独,而又为群众之所同。生人之始,有人无我。其继也,于人中有我之自觉,有我之发现。其时则真得成为我者实不多。或者千年百年而一我,千里百里而一我。唯我之为我,既于人中出现,斯人人尽望能成一我。文化演进,而人中之得成为我者亦日多。此于人中得确然成其为我者,必具特异之品格,特异之德性。
今遂目之为人品人格,或称之为天性,列之为人之本德。其实此所谓人品人格与人之天性本德云者,乃指人中之我之所具而言,并非人人都具有此品此格与此德性。然久而久之,遂若人不具此品,合此格,不备此性与德,即不成其为人。就实言之,人本与禽兽相近。其具此高贵之品格德性者,仅属人中之某一我,此乃后起之人,由于“人文化成”而始有。唯既文化演进日深,人人期望各自成一我,故若为人人必如此而后始得谓之人。此种观念,则绝非原始人所有。
故人之求成为我,必当于人中觅取之,必当于人中之先我,即先于我而成其为我者之中觅取之。人当于万我中认识一自我,人当于万我中完成一自我。换言之,人当于万他中觅己。我之真成为我者,当于千品万俦之先我中觅取。此千品万俦之先我,乃所以为完成此一我之模型与榜样。此种人样,不仅可求之当世,尤当求之异代。既当择善固执,还当尚友古人。换言之,则人当于历史文化中完成我。此亦是中国古语之所谓理一分殊。先我后我,其为我则一,故曰理一;而我又于一切先我之外,自成此一我,故曰分殊。人之嗜好不同,如饮食、衣服、居室、游览,各人所爱好喜悦者,绝不尽相同。不仅嗜好各别,才性亦然。或长政治,或擅经济,或近法律,或宜科学。工艺美术,文学哲理,才性互有所近,亦互有所远。各有所长,亦互有所短。苟非遍历异境,则将不见己相。
今若求在己心中觅认一我,此事更不当草草。当更多觅人样子,多认识先我,始可多所选择。每一行业中,无不有人样,所谓人样者,谓必如此而后可供他人作楷模,为其他人人所期求到达之标准。如科学家,是科学界中之人样;如电影明星,是电影界中之人样。其他一切人样,莫不皆然。凡为杰出人,必成为一种人样子。然进一步言,最杰出人,却始是最普通人。因其为人人所期求,为人人之楷模,为人人所挑选其所欲到达之标准,此非最杰出之人而何?此又非最普通之人而何?故俗称此人不成人样子,便无异于说其不是人。可见最标准的便成为最普通的。
然科学家未必人人能做,电影明显亦非人人能当。如此则其人虽杰出,而仍然不普通。必得其人成为尽人所愿挑选之人样,始属最好最高的人样。此一样子,则必然为最杰出者,而同时又必然为最普通者。换言之,此乃一最普通而又最不普通之样子。再换言之,必愈富人性之我,乃始为最可宝贵之我。即愈具普通人性之我,乃为愈伟大而愈特殊之我。在西方,似乎每偏重于各别杰出之我,而忽略了普通广大之我。其最杰出而最不普通者 ,乃唯上帝。上帝固为人人所想望,然非人人能到达,抑且断无一人能到达上帝之地位。故上帝终属神格,非人格。只耶稣则以人格而上跻神格,乃亦无人能企及。中国人则注重于一种最杰出而又最普通之人格,此种人格,既广大,亦平易,而于广大平易中见杰出。释迦虽云上天下地,唯我独尊,然既人皆有佛性,人人皆能成佛,故世界可以有诸佛出世。于是佛亦仍然属于人格,非神格。但人皆有佛性,人人皆可成佛之理论,实畅发大成于中国。中国所尊者曰圣人,圣人乃真为最杰出而又最普通,最特殊而又最广大最平易者。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。尧舜为中国人理想中最伟大之人格,以其乃一种人人所能到达之人格。中庸有言,极高明而道中庸,致广大而尽精微,尊德性而道问学。此三语,为中国人教人完成一我之最高教训。极高明是最杰出者,道中庸则又为最普通者。若非中庸,即不成其高明。若其人非为人人之所能企及,即其人格仍不得为最伟大。纵伟大而有限,以其非人人所能企及故。必其人格为人人所能企及,乃始为最伟大之人格,故曰极高明而道中庸。
钱穆:如何完成一个“我”
不失为一普通人,故曰致广大。唯最普通者,始为最广大者。若科学家,若电影明星,此非尽人所能企及者,因其不普通,故亦不广大。必为人人之所能企及,而又可一不可再,卓然与人异,而确然成其为一我,故曰致广大而尽精微。高明精微,由于其特异之德性。此种特异之德性,必于广大人群之“中庸德性”即普通德性中学问而得。故曰尊德性而道问学。问学之对象为广大之中庸阶层。而所为问学以期达成者,厥为我之德性。期所以为精微,斯所以为高明。最中庸者,又是最高明者。最精微者,又是最广大者。斯所以为难能而可贵,斯所以为平易而近人。人类中果有此一种品格,果有此一种境界乎?曰:有之。此唯中国人所理想中之圣人始有之。圣人乃人性我性各发展到极点,各发展到一理想境界之理想人格之称号。此种人格,为人人所能企及,故为最平等,亦为最自由。既为人人之所能企及,即为人人所愿企及,故为最庄严,亦为最尊贵。
然则又何从独成其为我,为可一而不可再之我?曰:此因才性不同,职分不同,时代地域不同,环境所遇不同,故道虽同而德则异。此德字乃指人之内心禀赋言,亦指人之处世行业言。道可同而德不必同,故曰:禹、稷、颜回同道,易地则皆然。易地则皆然,指其道之同,亦即指其德之异。换辞言之,亦可谓是德同而道异。德可同,而道不可同。故曰:孔子,圣之时者也。其实圣人无不随时可见,因时而异。同故见其为一人,异故见其为一我。我与人两者俱至之曰圣。对局下棋,棋势变,则下子之路亦变。唯国手应变无方而至当不可易。若使另换一国手,在此局势下,该亦唯有如此下。我所遇之棋势与奕秋所遇之棋势异,我所下之棋路,则虽奕秋复生,应亦无以易。故曰:先圣后圣,其揆一也。人既才性不同,则分途异趣,断难一致。人既职分相异,则此时此位,仅唯一我。然论道义,则必有一恰好处。人人各就其位,各有一恰好处,故曰中庸。不偏之谓中,指其恰好;不易之谓庸,指其易地皆然。人来做我,亦只有如此做,应不能再另样做。此我所以为最杰出者,又复为最普通者。尽人皆可为尧舜,并不是说人人皆可如尧舜般做政治领袖,当元首,治国平天下。当换一面看,即如尧舜处我境地,也只能如我般做,这我便与尧舜无异,我譬如尧舜复生。故曰:言尧之言,行尧之行,斯亦尧而已矣。这不是教人一步一趋模仿尧,乃是我之所言,我之所行,若使尧来当了我,也只有如此言,如此行。何以故,因我之所言所行之恰到好处,无以复易故。禅家有言,运水搬柴,即是神通。阳明良知学者常说,满街都是圣人。运水搬柴也是人生一事业,满街熙熙攘攘,尽是些运水搬柴琐屑事,但人生中不能没有这些事,不能全教人做尧舜,恭己南面,做帝王。

钱穆:如何完成一个“我”

我不能做政治上最高领袖,做帝王,此我之异于尧舜处。但我能在人生中尽一些小职分,我能运水搬柴,在街头熙攘往来。若使尧舜来做了我,由他运此水,搬此柴,让他在街头来充当代替我这一分贱役,尧舜却也只能像我般运,像我般搬,照我般来在街头尽此一分职,此则尧舜之无以异我处。如是则我亦便即如尧舜。仰不愧于天, 俯不怍于人,反身而诚,乐莫大焉。故君子无入而不自得。其所得者,即是得一个可一不可再,尊贵无与比之我。若失了我而得了些别的,纵使你获得了整个宇宙与世界之一切,而失却了自己之存在,试问何尝是有所得?更何所谓自得?自得正是得成其为一个我。人必如尧舜般,始是成其为我之可能的最高标准。而尧舜之所以可贵,正在其所得者,为人人之所能得。若人人不能得,唯尧舜可独得之,如做帝王,虽极人世尊荣,而实不足贵。若悬此目标,认为是可贵,而奖励人人以必得之心而群向此种目标而趋赴,此必起斗争,成祸乱。人生将只有机会与幸运,没有正义与大道。
宗教家有耶稣复活之说。若以中国人生哲理言,在中国文化世界中也可另有一套的复活。舜是一纯孝,一大孝人。但舜之家庭却极特殊,父顽母嚚弟傲,此种特殊境遇,可一不可再,所以成其为舜。周公则生在一理想圆满的家庭中,父为文王,母为太姒,兄为武王,处境与舜绝异。但周公也是一纯孝,一大孝人。若使舜能复活,使舜再生,由舜来做了周公,也只有如周公般之孝,不必如舜般来孝,亦不可能如舜般之孝。如是则周公出世,即无异是舜之复活了。舜与周公,各成其一我,都是可一而不可再。而又该是易地皆然的,必如此才成其为圣。
但圣亦是人类品格中一种,孝亦是人类德性中一目。故舜与周公也仅只成其为一个人。因于人类中出了舜与周公,故使后来人认为圣人是一种人格,而孝是一种人性,必合此格,具此性,始得谓之人。故说能在我之特殊地位中,完成此普遍共通之人格与人性者,始为一最可宝贵之我。我虽可一不可再,而实时时能复活,故我虽是一人格,而实已类似于神格,故中国人常以神圣并称。中国人常鼓励人做圣人,正如西方人教人信仰上帝,此是双方的人生观与宗教信仰之相异处。
在中国古代格言,又有立德立功立言称为三不朽之说。不朽即如西方宗教中之所谓永生与所谓复活。然立功有际遇,立言有条件,只有立德,不为际遇条件之所限。因此中国人最看重立德。运水搬柴,似乎人人尽能之,既无功可建,亦无言可立。然在运水搬柴的事上亦见德。我若在治国平天下的位分上,一心一意治国平天下,此是大德。我若在运水搬柴的位分上,一心一意运水搬柴,水也运了,柴也搬了,心广体胖,仰不愧俯不怍,职也尽了,心也安了,此也是一种德。纵说是小德,当知大德敦化,小德川流。骥称其德,不称其力。以治国平天下与运水搬柴相较,大小之分,分在位上,分在力上,不分在德上。位与力人人所异,德人人可同。不必舜与周公始得称纯孝,十室之邑,三家村里,同样可以有孝子,即同样可以有大舜与周公。地位不同,力量不同,德性则一。中国的圣人,着重在德性上,不着重在地位力量上。伊尹、伯夷、柳下惠,皆似孔子之德,亦皆得称为圣,但境遇不同,地位不同,力量亦不同。孔子尤杰出于三人,故孔子特称为大圣。运水搬柴满街熙熙攘攘者,在德性上都可勉自企于圣人之列,只是境遇地位力量有差,但其亦得同成为一我,亦可无愧所生,其他正可略而不论了。上述的这种圣人之德性,说到尽头,还是在人人德性之大同处,而始完成其为圣人之德性。我之所以为我,不在必使我做成一科学家,做成一电影明星。因此等等,未必人人尽能做。我之做成一我,当使我做成一圣人,一圣我。此乃尽人能之。故亦唯此始为人生一大理想,唯此始为人生一大目标。我们又当知,做圣人,不害其同时做科学家或电影明星,乃至街头一运水搬柴人。但做一科学家,或电影明星,乃至在街头运水搬柴者,却未必即是一圣人。因此,此种所谓我,如我是科学家或电影明星等,仍不得谓是理想我之终极境界与最高标格之所在。理想我之终极境界与最高标格,必归属于圣人这一类型。何以故?因唯圣人为尽人所能做。颜渊曰:彼亦人也,我亦人也,有为者亦若是,我何畏彼哉。
钱穆:如何完成一个“我”
圣人之伟大,正伟大在其和别人差不多。因此人亦必做成一圣人,乃始可说一句“我亦人也”。乃始可说在人中完成了一我。这一悬义将会随着人类文化之演进而日见其真确与普遍。以上所说如何完成一我,系在德性的完成上品格的完成上说。若从事业与行为的完成上说,则又另成一说法。我必在人之中成一我,我若离了人,便不再见有我。舜与周公之最高德性之完成在其孝,舜与周公之最高品格成为一孝子。但若没有父母,即不见子的身份,更何从有孝的德性之表现,与孝的品格之完成呢?当知父子相处,若我是子,则我之所欲完成者,正欲完成我为子之孝,而并不能定要完成父之慈。父之慈,其事在父,不在子。若为子者,一心要父之慈。为父者,一心要子之孝,如是则父子成了对立,因对立而相争,而不和。试问父子不和,那里再会有孝慈?而且子只求父慈,那子便不是一孝子,父只求子孝,那父便不是一慈父。若人人尽要求对方,此只是人生一痛苦。我为子,我便不问父之慈否,先尽了我之孝。我为父,便不问子之孝否,先尽了我之慈。照常理论,尽其在我是一件省力事,可能事。求其在人,是一件吃力事,未必可能事。人为何不用心在自己身上,做省力的可能事来求完成我,而偏要用心在他人身上,做吃力的不可能事来先求完成了他呢?
人心要求总是相类似。岂有为父者不希望子之孝,为子者不希望父之慈。但这些要求早隔膜了一层。专向膜外去求,求不得,退一步便只有防制。从防制产生了法律,法律好像在人四围筑了一道防御线。但若反身,各向自己身边求,子能孝,为父者绝不会反对。父能慈,为子者绝不会反对。而子孝可以诱导父之慈;父慈可以诱导子之孝。先尽其在我,那便不是法而是礼。礼不在防御人,而在诱导人。中国圣人则只求做一个四面八方和我有关系的人所希望于我的,而又是我所确然能做的那样一个人。如是则先不需防制别人,而完成了一我。防制人,不一定能完成我;完成了我,却不必再要去防制人。因此中国圣人常主循礼不恃法。孔子说:克己复礼为仁。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?这是中国观念教人完成为我的大教训。
总合上述两说,在我的事业与行为上,来完成我的德性与品格,这就成为中国人之所谓礼,亦即是中国人之所谓仁。仁与礼相一,这便是中国观念里所欲完成我之内外两方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