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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北京故事】大杂院里的清朝太医院

浏览量:3.79万次 发布时间:2023-08-10 13:40 来源:北京晚报 作者:北京晚报
【北京故事】大杂院里的清朝太医院
清道光皇帝禁针诏
【北京故事】大杂院里的清朝太医院
清朝太医院旧址现状
清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,清政府在地安门一带重建太医院。如今,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清朝太医院变成了住满了居民的大杂院:太医院大堂已不见踪影,太医院的药房则变成民居;太医院大门的基石虽在,却在原址上改建了餐馆和服装店;还健在的先医庙,被分隔成多间平房和院落……喧闹嘈杂的人声以及路边熙熙攘攘的车流,将原本静谧清幽的太医院湮没在大杂院中。
清太医院先医庙成“院中院”
地安门东大街路北的105号、111号、113号和117号,是四个基本连成一片的院落,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里曾是清朝太医院的旧址。
有文字记载,太医院最早始于金代,隶属于宣徽院,其长官称“提点”,正五品。明朝太医院在前门内东交民巷西口路北,直至清前中期,清朝太医院一直在此。光绪二十七年(1901年),外国列强与清政府签订《辛丑条约》,东交民巷被划归使馆区,包括太医院在内的中国衙署必须迁出。太医院先后暂借东安门御医白文寿宅第以及北池子大悲观音院,最终于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在地安门外皇城根兵仗局另建新署,三年后竣工。
在选地址时,充分考虑到了交通是否便利的情况。当时,光绪和慈禧太后身体都不是太好,需要太医院的御医往返于皇宫和太医院,而且不仅仅是御医问诊,还要配制和熬制中药。因此,与紫禁城直线距离不算太远的地安门成为首选。
随着辛亥革命后溥仪逊位出宫,太医院的历史使命也随之结束。太医院的御医们散落民间,有的告老还乡,有的则隐于闹市之中。因早年在太医院内办有私塾,有太医在此继续讲授中药知识,后来这里慢慢演变为学校,起初改为私立两吉女子中学,后改建为北京三十二中校办工厂,现在是民居及店铺。
当年,地安门清太医院总占地面积7000余平方米。靠东边的105号院是三进院,在当年是药房和日常管理办公用房。111号院则是当年太医院的衙署,太医院办公大堂于1968年被大火烧毁。113号院是太医院的“先医庙”,据说先医庙里供奉的三位铸铜敷金的医祖:太昊伏羲氏、炎帝神农氏以及黄帝轩辕氏三位祖先。
幸运的是,当年的先医庙依然“健在”,只是如同落魄的贵族,混迹于百姓民居之中。原本高大雄伟的殿堂,不仅被分隔成多间平房和院落,而且还各自装上了防盗门,成为“院中院”。
太医的每张方剂都被封存
世上常说“翰林院的文章,太医院的药方”,说的是翰林院和太医服务对象都是皇帝,需要四平八稳,不求有功,但求无过。太医们看病更是如此,他们用药温和,剂量轻微,实属无奈之举。
而且,由于给皇家看病责任重大,他们每一张切脉、诊断、下药的方剂,现在都一张不落地封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内务府卷宗里。
都说太医看病难,此言不假。从道光皇帝开始,明令禁止使用针灸,原因是皇上的龙体外露有失尊严。
在这种氛围下,不知道中医的望、闻、问、切四诊法,还能不能有效地使用。御医们跪着给皇上诊脉,不敢抬头仰视,更不敢让皇上伸出舌头,看看舌苔,也不敢放肆地问“二便”如何,一言不慎即可招祸。所以,一切诊病的手段都被切断了,只能靠切脉了。
除了道光皇帝,还有病势沉重的光绪皇帝,他在太后面前温顺得像只小猫,可在太医面前动辄龙颜大怒。特别是他还略通医道,还经常口授方剂由太医开药。一药不当,非同小可,但是太医们又不得不从。因此,御医们要想保住性命,除了医术之外,更多的还是要讨皇上欢心,要学会察言观色,功夫在“医”外。常言道,“名医多非御医,御医多非名医”,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据说,当年光绪皇帝被慈禧软禁之后,总觉得自己的病越来越严重,他觉得是吃药太多所致。于是,光绪专门对御医们说,你们看我的病能治就开方子,千万不能以药试病。御医们听了面面相觑,可是,面对皇帝日益严重的病情,谁又敢做主不开方子呢?大家只好开一些不轻不重的药。在光绪最后弥留之际,两位御医都知道皇帝熬不过当晚,便对大臣们说,没必要开药方了。但大臣们还是心存戒惧,恳求御医开具药方,说随便开什么都好。最终,御医开了一张方子,方子开完后,药还没有熬好,光绪就驾崩了。
生老病死,本是自然规律。但面对“龙驭上宾”,性质就有所改变。即使行医无差错,也要受到相应的处分,“即行革职,戴罪当差”,谁让你没留住皇上的性命呢。如此,这些悬壶济世的医师,到了太医院当差,便都变得战战兢兢,如履薄冰。
这是给皇帝看病,若是给皇后和妃子们看病,那可就更难了,“悬丝诊脉”的故事便是发生在宫中。皇宫里“男女授受不亲”的规定极为严厉,太医不能用手给女眷们诊脉,只能把一根丝线由太监递到挂着帷帐的房间里,系在女眷的手腕上,另一头留在屋外太医的手里。而负气的妃子们常常把丝线系在椅子腿上,想考考太医能不能诊出她的病。所以,御医们在看病之前,就要先花钱买通皇后或妃子身边的佣人,问清病情和症状,再治就好办多了。
清代医学,重于考据,没有解剖学。所以,当年太医院署药王庙案前立有铜人,上面标注着人体周身的穴位,并注有文字和位置分寸,用于考核学习针灸者之用,这个铜人显得尤为珍贵。只可惜,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,被俄国军队掠走,同时被俄军掠走的还有先医庙供奉的铸铜三皇像。
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,清太医院又铸制了一具新铜人,该铜人外形为一名身材高大健壮的青年男子,上身袒裸,腰下佩带装饰,两臂自然下垂,赤足。立于长方形底座上,头顶上束有一小圆发髻,圆脸,大耳下垂,眉毛修长,给人以淳朴忠厚之感。铜人全身共标有357个白色穴名,穴位总数664个,穴位孔眼与体内贯通,无经络线。
该铜人由太医院苏秉钧、张庆云监制,铜人铸成后置于太医院“铜神殿”,1925年移交故宫博物院。
清太医院是我国仅存的一处皇城医药文化遗址,在世界医学史上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。如今,清太医院的恢复工作遇到了巨大的困难,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有效地保护和利用清朝太医院这一珍贵文化遗产。
补白
挑选御医看重书法
明清两朝,太医院的职责就是服务于皇室,且明清的太医院,兼具卫生部、总医院、医学院和保健局四种功能。所以,这里云集着全国的医师圣手,御医们都是饱学之士,很多人先是学子,而后“由儒入医”,他们的抱负便是“不为良相,便为良医”。
明朝著名医学家李时珍,曾与太医院有过一段渊源。嘉靖年间,朝廷下了一道诏书,要在全国选拔一批有经验的医生,填补太医院的缺额。李时珍被推荐,从武昌来到北京。李时珍进入太医院后,任“院判”之职(正六品)。但李时珍发现有些太医把心思都用在为皇上研制丹药上,在太医院任职一年多后,李时珍便以病为由向“院使”(相当于院长)提出辞职,回乡修编本草之书。
康熙年间,北京“同仁堂”的创始人乐显扬就曾任太医院吏目一职。其子凤鸣承袭父业,于雍正年间在同仁堂供奉御药房的宫廷药材,前后八代,一百八十余年。
除了从民间招揽人才,太医院还设有教习厅,培养医务人才。学生要学习六年,考试合格后方能录用。太医的考试也受八股文的影响,会考一些四书五经的内容,而且还看重书法。因为太医在开药方时,必须字迹端庄秀丽。
太医院的“院使”月银三两,左右院判、七品御医均月银二两二钱,吏目、医士月银一两五钱。雍正元年(1723年)规定:医士月给公费饭银一两五钱、米九斗。当时,一个普通太监月银二两,可见御医的俸银是偏低的。
另外,太医院不仅在宫中有办公地点,当皇帝出行游玩时,太医院还要专门设太医值班室。在宫中值班的御医称“宫直”,在外廷值班的称“六直”。宫直在御药房及各宫外班房值班,六直在外直房(如畅春园、圆明园)值班。